1978年轰然鸣响的大变革，悄然改变了一个大国运行的轨迹。随之转动的，是无数人命运的指针，与豁然洞开的种种人生可能。

  为了更好的前行，“品读”专栏策划推出——《年代是回望的路径》系列文章，以年代为路，与您一起回望国运、家运和个人命运的变化。今日推出八月主题“40年间，我们破冰前行”第一篇。

  这一切的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手中所持，到眼前所望；从近前的高楼，到头顶的星空，无一不可以让我们回望。

  一场坐标与时间的重叠，或许只是一次微弱的青萍之末，但连点成线，风起青萍，终会翻成云涌之势。

  1979年那个夏天的竹山大队，在湖南的田地里，撒上了“包干到户”的种子。于是，一场有关“解放生产力”的收割，开始在三湘大地上传递。

  从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到浏阳市金刚镇岳西村，水田、山地与林地都有了各自的归属。被分割的田野上满是富庶的粮食，仓廪里是殷实的收藏。

  1980年9月，有关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通知从中央下达。湖南的包干到户也终于不再悄然发声，终至肆意滋长。

  1981年底，湖南全省有95%的生产队实行了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农村改革形成高潮。到1983年底，全省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99.8%。吃不饱饭变成了有余粮喂猪，天翻地覆的变革，给农民带来的，是同样天翻地覆的生活图景。

  当领导通过了仍在国企工作的李静有关个体户“下海”的申请，当李静背上相机开始拍照的营生，湖南，在这一刻便乘上了市场经济的风浪，一往无前，再无停滞。

  于是，慢慢的变多的人加入浪潮，周捷三的眼镜店在长沙开业了，颜丽君的摊位出现在了五一广场，修鞋、报刊、小商品……李静也在先人一步的机遇下，创办了全省第一家民营黄金珠宝首饰商场。

  1982年12月，中央召开全国个体劳动者和劳动就业大会，个体劳动者在经济发展和安排就业中的作用得到了肯定。

  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草案》，个体经济的发展被纳入国家的根本。

  1981年，湖南登记发照的个体工商户达到6.3万人，1982年又比1981年净增3.3万多人。

  涌动的经济浪潮，让冰封的城市重见久违的烈阳，或许炽烈，但又何尝不是城市心态的投影。

  1979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联络办公室成立，彼时，国家层面已经允许外国合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中国合营者共同举办合资企业。

  1981年，改革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为湖南带来了机遇。广东的一个企业看中了泰国联胜有限公司的发酵工艺，希望成立一家饲料加工公司，但当时生产所需的原料猪血不够，于是，他们的目光聚焦到湖南。

  此时的长沙，轻工业发展正劲，农村的包产到户，让牲畜的养殖得到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70多岁高龄的泰国客商赵卓强先生数次来到长沙考察，对场地和原料供应情况均表示满意。

  1982年7月12日，粤湘强丰有限公司举行开工典礼并正式投产，基本的产品为“喂宝-34”发酵饲料。

  自此，一家饲料加工厂，敲开了世界的大门，很多类型的合资、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三湘大地不断涌现。

  1988年，“改革开放过渡试验区”设立，对外开放的路，连接了一个豁然洞开的世界。

  从农村到城市，从改革到开放，湖南的这一场巨变，在历史的大势兴起之时，便走出了一条明晰而又隽永的来路。

  早在1970年，湖南已经成立了电视机厂，那是我国最早生产电视机的专业定点厂之一。“韶峰电视落万家”的广告语，不亚于燕舞收音机的广告宣传。

  然而直到1979年，彩色电视机在湖南上市，拥有彩电的也不过单位、企业，毕竟一台彩电，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半的工资。

  1981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富庶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大降价处理的机遇相撞，一批彩色电视由此开始步入湖南百姓家。“招呼邻居来家里看电视”成了当时最洋气的事。

  水到渠成般，一个600平米的演播厅，加起来不到60人的工作人员，就这样在精神层面，为全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春晚。而李谷一演唱的《春之歌》《问声祖国好》《乡恋》等九首歌，至今回荡在人们心头。成了那个年代，最温暖的回忆。

  当世界通过彩色的荧屏投映在每个人的眼眸，湖湘大地第一次睁开了仰望天空的眼睛。

  但当改革开放吹醒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家的定义或许更添了一层内涵：宽敞明亮，整洁便利。

  但那时的城里人，对家的记忆多是筒子楼，空间小、户挨户，私人空间更是奢谈。

  意识到住房问题的长沙在改革开放之初便着手新建小区，这些五六层、带厨卫的居民点，成了令人艳羡的单位职工福利房，也解决了大批市区人口密集、无房居住的难题。

  然而分不到房的普通人依然三代同堂的挤在二十平米的屋子里，对住房改善的需要迫使他们关注起关于“买房”的信息。

  1984年，长沙市开展了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加租起步，逐步过渡到货币分房，在住宅建设中引进商品房概念，长沙市房地产开发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要素。

  城市里，有关房地产、房屋买卖的话题慢慢的变多。在当时，一套商品房大约要花掉3000元，然而长沙市市民的工资不过几十元。然而需求的发展推动着观念的变革，房交会逐渐出现，在改革开放中赚到第一桶金的人们慢慢出现在商品房的小区里。

  当农产品的统购、派购阻碍了经济的流通与逐步发展，改变，是顺势而为的选择。

  当时的湖南，“包干到户”加速快了农民富裕的速度，把多余的粮食、牲畜拿出销售，是不少农户的选择。可统一的收购价远低于其他省份，于是，慢慢的变多的生猪等农产品流入外省，本省的不少城市只能吃到冻肉。

  1985年，根据中央《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湖南停止实行了32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生猪的定价给予了农民更多自主权，同样调整的，还有农村的粮食购销价格。

  改变迅速而显见：农民养一头猪的收入增加了二三十元，市场上新鲜猪肉的供应明显地增加。市场上买菜更便利，国营商店的烂菜越来越少。

  这一场物价改革，使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80年的219元，涨到了395元，城市工人的工资也由746元，涨到了1111元。

  这一条从田野、商店、工厂走过的改革路，路过了乡村，路过了城市。一次微小的变化、一个细节的调整，或许都是“当时行之不觉”的拐点，然而回首相顾，也正是这些拐点，让这一路山水让行，浪高风稳。